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体性基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只是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而且是一项带有客观性和经验性的总体实践工程。尤其是对于社会学而言，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立，还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对其学科实体性基础的探求和追索。

本文所言“社会学学科实体性基础”，主要是指学科体系中那些作为社会单元实体而存在的宏观、中观及微观等社会要素，如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便是作为宏观意义上的实体性社会要素而存在的，社区、村落则是中观意义上实体性社会要素的主要表征。与之相对应，便是学科体系中的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区研究、村落研究等社会学分支学科和研究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仅局限于基本的学科思想理论探讨和研究方法设定，而不对其实体性社会要素展开研究，社会学学科便会因缺乏实体性知识体系的支撑而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欧美社会学早期发展演进的轨迹看，19世纪中叶欧陆社会学在其起源发生阶段，主要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古典社会学的三大流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学科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命题等学科发生的根本性问题，但并未在实体性学科领域加以展开。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社会学传到北美，才出现了学科化进展，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标志便是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诞生，为建构社会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带有覆盖性、实体性的知识基础，以此为契机，社会学学科获得了大发展。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社会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开启了学科本土化的进程。从社会学传入中国初期至今，几代社会学人深刻意识到，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城乡社会间存在较为突出的隔膜，而力倡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破解与转换，进而建立起自主知识体系的实体性基础。

首先，注意从城乡实体性社会样态出发，挖掘提炼中国本土社会的基本特质，不断推进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诞生是学科知识体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正是以此为载体，社会学研究者方可通过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实体性空间来拓展知识体系，增强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经验性，并由此形成带有主体性和实体性的知识体系。在社会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初期，包括吴文藻、费孝通在内的社会学家，努力通过对乡土中国的实证研究，概括出“伦理本位”“差序格局”“郡县社会”等学术命题，凸显出中国社会学极强的本土性特色，形成了富有历史影响的社区学派，使得中国社会学在建立初期便建立起建构自主性知识的实践自觉。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社会学界展开了持续性的乡村社会研究，形成了对“三农”问题的新理解，认为中国的乡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业问题，同时也包括农村和农民问题，只有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加以理解，才能真正解决乡村问题。此外，从乡土中国研究入手理解中国社会的路径固然是一种具有历史依据的现实选择，但如果将其唯一化，也会导致认识上的偏执。如学者陈映芳较早意识到此种表述的局限，认为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存在简单化缺憾，在此种表述中，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秉性等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特性也成了纯粹的外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因此，对中国城市传统的研究和挖掘也被纳入研究议程。

其次，由改革开放后中国新型城乡关系创新实践引出的内生发展理论。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通过带有实体性的城乡社会发展经验提炼概括出的发展理论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针对发展中国家建构起来的是所谓“外发理论”，即通过将外部现代性因素引入乡村，使其内部发生变动，进而获得发展。这种典型的刺激反应、冲击回应的理论分析模式，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动力及发展活力。以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的理解界定为例。“城镇化”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由西班牙工程师塞达于1867年所著的《城镇化基本原理》一书中提出。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因欧美世界较少有“镇”的层级设置，故其普遍使用城市化概念。而从20世纪晚期开始，中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并演绎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学界通过对城镇化概念的阐发，努力实现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强调县域社会作为独立发展单元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时期便开始有县镇层级的设置，一直延续至今。县镇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单位，更是一个发展的实体性单元。正如学者王春光所言，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具有完整的、独立的形态和系统，可以有效连接个体、家庭、村落、乡镇与更宏观的社会，兼具现代性、城市性和传统性、乡村性，具有传承与发展的功能。其二，关于内发理论的构建和阐释。在欧美的外发理论看来，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是一个走向衰败的空间，已不再具有发展的内生力。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界基于乡村发展的“中国经验”，却提炼出中国特色的“内发理论”。所谓内发型发展主要是指“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根植于地域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地域的文化传统，依据地域居民的共同合作，开创出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一种创造性的事业”，日本内发理论的代表者鹤见和子承认，她所提出的内发理论，主要来源于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费孝通关于苏南小城镇的研究应被看成是中国的“内发型发展论”。他曾围绕内发理论的典型“苏南模式”展开研究，认为其特点在于村集体经济发达、接受大城市辐射，政府主导、工农互补，离土不离乡。后来又强调“内发”与“外发”相结合的特点。陆学艺在其1988年开始进行的“百村调查”中，将其第一本著作命名为《内发的村庄》，实际上也是通过“内发”概念阐释，对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生成做出一种理论概括，丰富了内发理论的知识谱系。

最后，基于地域社会学研究而生发出来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创新。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乡社会的界限逐渐呈现出模糊化的特征。与之相伴随，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分野也开始相互交错融合。经历了产业化、城市化冲击波的社会已不能简单地运用“城市—乡村”的二分范式来加以解释，这便提出了既包括城市，又包括农村，而又超乎其上的“地域社会”概念。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不是那种静止的传统地域社会，而是充满了动态流动性和复杂重层的“地域空间”，围绕着地域社会而展开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具有自主性的学科知识概念及体系。其一，地域社会学密切关注城乡融合的地域空间。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曾提出其城乡融合方案，认为“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须合二为一”。而现实中城乡间的融合点又首推城乡结合部。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城乡结合部承载着特殊的功能。在欧美城市学家以往的研究中，城乡结合部往往是作为城市的“阴影地带”而存在的，是城市问题的渊薮。但从地域社会学研究视角审视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结合部，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样态，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关系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城乡社会不同，具有鲜明特色，往往是作为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域空间而存在的。由此，探究城乡结合部的问题表象及活力源泉，成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关键。其二，地域社会学强调地方性在发展中的作用，对地域空间内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动展开研究。如学者王春光认为地方性比传统性、乡土性和乡村性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开放性，与现代性存在着更复杂、更具弹性、更兼容亲和的关系，尽管也存在一定的张力。由地方性滋养出来的社会文化主体性成为推动县域现代化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力量。从地方性中寻找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可能，是中国更多县域推动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总之，谈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注意分析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要将此话题置于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从中学与西学的复杂互动中加以理解和展开。晚清时期，在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将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曾试图通过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群”等重要概念来化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借以彰显中国社会学的自主性。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潜心观察研究城乡社会发展实践，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构建推向了新高度。其二，既要关注学科的理论性，又要扎根城乡社会展开经验实证研究，借以建立起学科的实体性基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涉及城乡社会变迁、带有极强总体性的实体性问题，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既要有思想理论的反思，更要有客观性、实体性经验研究的持续和深化，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进而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作者：田毅鹏，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