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文学共性 走出儿童文学思维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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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否存在分野？经典的儿童文学何以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学魅力？本期“学术争鸣”，我们继续讨论“儿童文学是否具有特殊性”这一议题。学者章文以童话体裁为例展开阐释，分析了中国传统童书历史以及西方童话的创作与译介，认为经典童话消弭了成人与儿童间的阅读界限，其文学内核超越时空与国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学者吴翔宇认为，重申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为了重建文学性与思想性融合发展的知识体系，确认“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体，儿童文学是启蒙读者、传播知识和建构儿童身份的推手。两位学者都认为，儿童文学并不是一种降维写作，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是超越年龄、老少皆宜的。

在文学的大家庭中，儿童文学以其明确的“儿童”指向性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作为现代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是由儿童读者所定义的“知识集”。从表面上看，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直接提供或刻意展现事实知识，但其传达的社会、审美、情境、实践等知识却潜移默化地助益儿童读者了解世界。无论是“发现儿童”，还是“发明儿童文学”，都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表现。由此来看，儿童文学既不是简单的文学，也不是降低标准的文学，而是有高度且有难度的文学。

由于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儿童文学曾一度被视为“浅思想”或“保守”的简单文学。在西方学界甚至出现过“不合适讨论儿童文学思想”的误识。显然，这些看法不仅将儿童文学特有的文本形式与思想内涵混淆在一起，而且无视了儿童文学的发生逻辑和机理。事实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思想的文学，思想介入恰是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道理很简单，思想是人类认识和建构世界的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关于儿童的现代思想，儿童文学也将难以出场。

儿童文学具有轻逸的美学特质，其作者承担着“轻”与“重”两个向度的写作任务，过重或过轻都无法保持儿童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平衡。受文学反映论和文学社会学等方法的负面影响，儿童文学曾负载过沉重的思想重量，当这种思想过剩甚至被推至极端时，它就成为特定思想的脚注。与此同时，为了追求和释放幻想力，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幻想与现实倒置的现象，这又跌入了文化失重或低俗化的泥潭。因此，重申儿童文学的特性不是以拒斥思想性为代价的，也不是以此表明它是思想设限的文学，而是为了重建文学性与思想性融合发展的知识体系，确认“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体。

归结起来，人们对于儿童文学的思想有简化、窄化和弱化三种偏见。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曲解了儿童文学的概念，降格了儿童文学本有的精神品性。作为“人之初”的文学，儿童文学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不容低估，我们更不能武断地将其视为一种单独的亚文化。寻绎文明史不难发现，将儿童作为文明符码来做情感、经济投资是一种现代现象，儿童文学的出现就是人类社会对儿童“文学投资”的具体表现，在描述儿童或为儿童创作的文本中，可洞见文明演变的脉息。可以这样说，儿童文学既是文明的载体，又构建了文明的形式。从文明进程看，儿童主体性的确立无异于一场思想革命，它是儿童文学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正向推动了儿童的文化塑造工程。

在学术史上，除了思想受到贬抑，儿童文学语言也曾被视为“浅语”的代名词，烙上了“小儿科”的刻板印象。于是，那些有深度的语言自然被排斥于儿童文学的话语系统之外。从结构的层次看，儿童文学有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之别，处于两端的幼儿文学和少年文学的语言差异最大。如果说幼儿文学的语言浅显、易懂，这符合常理，但少年文学的语言更接近成人文学，远非浅语所能概括。更何况，语言的深浅或难易，并非区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标尺。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儿童更容易接受浅语而非晦涩难懂的语句，浅语有助于读者更顺利地进入故事情境之中。但浅语不等于手段的欺骗或智力的稀释，恰恰相反，它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所说的“聪明的方式”。因为浅语只是表象，其背后隐藏着没有说出的复杂内涵需要儿童读者去领悟。要创作浅语的文学，成人作家必须跨越身份来体验童年，并实现与儿童真正的交流和沟通。曹文轩认为这种“就低”本身就是一种有难度的艺术。成人作家一方面要顾及儿童读者的语言接受水平，另一方面还不能丧失成人自身的主体性。

成人文学无须考虑语言主体的问题，但儿童文学却不一样，它必须廓清“谁来表述”和“向谁表述”的语言主体问题。作为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成人作家的语言无法替代和等同于儿童语言，而儿童又无法取代成人成为创作者，由此牵引出“为儿童”还是“为成人”的两难问题，这种语言主体的结构错位恰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语言的本质差别。为了创作，成人作家必须艺术性地处理两代人的语言转换，那种生硬的“俯就”或机械的“仿作”无法实现代际间的语言沟通，所创作出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难以让儿童真正喜闻乐见。

追本溯源，造成矮化儿童文学的根由在于人们把儿童想象得太小，曲解了儿童文学在人一生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发生学角度看，儿童本位论助力了儿童文学的发生，但由于过分强调儿童的特殊性，在强化“儿童是儿童”的旨趣时拉开了其与成人的距离，制造了儿童与成人绝对二分的理论偏狭。同样的道理，为了卫护主体性，一些人力图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划分无法逾越的界限，结果将儿童文学导向了自我封闭的境地。这种不加辨析的区隔不仅降格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而且放逐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同参与文明进程的社会功能。

事实上，儿童文学并非“小儿科”，恰恰是“大文学”。这里的“大”主要体现在意义重大、写作起来难度大两方面。儿童文学并不拒斥人和世界复杂关系的宏大命题。在发生之初，儿童文学被教育性捆绑，儿童读物多被视为教育读物。因此，儿童与成人的等级就产生了，儿童被设定为沉默的被书写者。无论是文本中的儿童，还是儿童读者，都不参与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与文本的意义协商。由于儿童意识形态的空泛性，使得成人作家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伸张。不过，尽管儿童话语权力遭到弱化而隐匿，但是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成人还是不能罔顾儿童的存在，否则儿童文学的知识属性将无法得到确认。毕竟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并不限于内容或形式层面，而主要在于其知识生产的结构和方式上。

在讨论儿童文学的特性时，英国学者彼得·亨特认为儿童文学尽管属于“文化边陲族群”，但它最大的优势是不会沦为其他族群的“私产”。从这种意义上看，儿童文学并非成人“降维”写作的产物，它是启蒙读者、传播知识和建构儿童身份的推手。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会在思想和艺术上设限，它是超越年龄且老少皆宜的。说到底，儿童文学隶属于文学门类，理应具备一般文学的共性，我们不能为了彰显儿童文学的特性而忽视其与成人文学的共性。在人类的文学系统中，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副本或微缩版，两者是相互融通的整体，共同致力于人类童年生命完整形态的展现。那种标榜主体性而盲目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做法，只会酿成销蚀儿童文学特性的后果。为此，我们需要呼唤儿童文学崇高的文化精神，跳脱简单文学的思维误区，为服务儿童的全面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吴翔宇，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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